煤炭供应最紧张时刻或已过去

应该这样理解，该条规定和保障的宗教自由不只涉及一个宗教，而且包括所有同样宗教，如果一个人行使其权利的方式与其他宗教信仰者的同样自由相称，那么他就能适当享有宗教自由。

此后不同时期所制定的宪法大多都对税收问题有明确规定，甚至专设财政章节。其一，现行《宪法》第58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增加一款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法律。

总的来看，宪法对税收问题的规定往往以确立税收法定原则为主旨，并奉行议会中心主义。即便是没有明文规定税收法定主义的国家，释宪者们也往往通过对宪法解释，从人民主权、宪法基本权利，权力分立等规定中推演出相关的内涵，以显示其与世界税法发展步伐的一致性。实际上,宪法学和经济学所关注的税权主要是税收立法和税收执法的问题,涉及到税收的性质、功能、价值取向、制度建构,以及税的开征、停征、免征、追征、稽查、处罚、强制执行、税务登记、税额核定、申报或核准、税务检查等税收征收、税务管理等事项。苗连营，郑州大学法学院院长、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总之，税收问题首先是宪法问题，从根本上体现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宪法关系，单单从普通法律的角度对此作出规定，尚不足以凸显其独特的宪法价值，甚至会沦为纯粹技术性的税收规则或拔鹅毛艺术只有从宪法层面上对税收关系作出理性定位和制度安排，才能真正把民主、法治、人权等宪法价值和因素有机地融入到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宪法关系之中，并使整个税制的建构与运转都在宪法预设的轨道和范围内进行。

当人类走出中世纪的漫漫长夜而迎来近代宪法文明的曙光时，人民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彻底的逆转，专制王权、神权的绝对权威受到坚决排除。[12]这说明税收法定不再仅仅是一个拍象的法律原则，将成为生动的法治实践。法官主要通过宣读案卷笔录来主导和控制法庭审判过程，而鲜有证人、鉴定人亲自出庭作证。

因此，法官应当增强诉讼权利的保障意识，尤其是加强庭审中对被告人辩护权及其他诉讼权利的保障。然而，审判中心主义的确立与推进将给司法工作带来不少现实挑战，如何积极应对这些挑战，关系到刑事诉讼任务的落实。⑷在我国当前刑事诉讼体制及实践之下，侦查阶段实际上构成刑事诉讼的重心，案件的调查在这个阶段完成，案件的结论也在这个阶段形成，而审判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对先前侦查活动的认可。（二）能力：不断培养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司法工作人员进一步培养及提高以下几个方面的能力，以适应新的工作模式。

但是对于这门科学，恐怕我国有百分之八九十的人对它感觉陌生，包括法学本科生。在逐渐落实证人、鉴定人出庭作证机制后，对证人当庭质询的效果如何将直接影响到审判结果。

对检察机关而言，一是侦查能力。三、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践应对 （一）理念：作为信仰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要求司法工作人员进一步牢固树立以下三大诉讼理念，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信仰。近年来，诸如赵作海案、杜培武案、佘祥林案、张氏叔侄案、念斌案等因刑讯逼供导致的冤假错案屡见报端，这些冤假错案不仅有悖于诉讼文明及司法民主，也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我国司法系统的公信力，使社会公众产生了司法人权保障缺失的负面印象。最后，审判中心主义充分保障当事人及社会公众参与诉讼。

因此，法院应当充分利用庭前会议制度来保证庭审的质效。如上文所述，做好庭前准备工作是实现庭审中心主义的重要前提。作为中立公正的裁判者，法院应当确保控辩双方平等对抗，充分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陈述权、辩护权、申请权等各项诉讼权利。案卷中心主义所造成的最为严重的后果在于，其直接导致了庭审虚化，这不仅严重侵害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极易造成法官的预判和误判。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审判中心主义将促使审判过程及结果更为全面地公开。最重要的是在审查起诉阶段，以更为客观公正的态度审查证据，引导侦查机关收集、补充证据。

为此，应当坚持检察机关、法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审判权，扼住权力伸向司法的任性之手。因此，目前检察机关对侦查结论仅仅进行书面审查的做法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为适应由纸证向质证的转变，法官必须提高自身的指挥引导能力、认证分析能力、突发应对能力，否则整个庭审也将变得杂乱无章。⑹长此以往，将对我国司法公信力的建设及提高极为不利。因此，全方位的诉讼监督将对检察权运行带来更大的挑战。在审判中心主义之下，检察机关仍然需要对诉讼活动包括审判活动进行监督。强调审判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对诉讼阶段论的检讨。二是要优化法官、检察官的培训机制，引入第三方独立培训机制，从更客观的角度来分析当前司法工作存在的不足，并有针对性地加以完善。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不断推进下，法院的压力必然有增无减，而人民陪审员制度恰能缓解职业法官的社会舆论压力，经受住外界的挑衅和评判。所谓案卷中心主义，即侦查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及制作的案卷笔录是审判活动的主要依据。

非法证据不能依法排除成为冤假错案发生根源。从我国当前的司法实践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吸收了无罪推定的精神内涵，比如未经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等，但是无罪推定原则并未得到严格的贯彻。

三是司法权威难以确立。因此，牢固树立无罪推定的理念，司法工作人员必须破除长期以来形成的重打击犯罪、轻保障人权的观念，在刑事诉讼各个阶段落实该原则，避免对被追诉人惯性地进行有罪推定。

如樊崇义教授所言，证据是一门科学。这不仅造成了辩护律师与法院关系的紧张，也侵害了被告人的辩护权。⒁叶青：《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上海法治报》2015年5月13日第B06版。⒄所谓诉前会议，是指检察机关在对刑事案件审查起诉过程中和在决定提起公诉之前，针对证据合法性、全面性等特定事项，召集侦查人员、当事人以及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平等地进行交流沟通、解惑释疑，就相关问题的认识、程序适用，以及检察处理达成意见的一种审查起诉机制。

庭审实质化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推进严格司法作为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的重要抓手，而作为推进严格司法的具体措施，全会《决定》要求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确保侦查、审查起诉的案件事实证据经得起法律的检验。【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沈德咏：《论疑罪从无》，《中国法学》2013年第5期。

司法实践中仍然存在着疑罪从有、疑罪从轻、疑罪从挂的做法。尤其是审判权不仅无法对侦查权形成有效的制约，反而沦为侦查机关的橡皮图章，导致应有的审判权威无法形成。

（二）审判中心主义的现实意义 1．对侦查中心主义的纠偏 探讨审判中心主义，不得不提及侦查中心主义。必要时，应当依法适用非法证据排除制度，以此督促侦查机关合法取证。

尤其是庭审，在对案件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同时，也可能变得更为复杂、更为耗时。⑵以司法公开倒逼司法公正，对提升我国司法公信力也有积极作用。审判中心主义意味着整个刑事诉讼的制度和活动都是围绕着审判而建立和开展的。一是全案移送制度的优势可能丧失。

尤其是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可能将成为辩护律师对抗公诉人的有效武器。正如学者所言，审前的妥善分流是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的重要补充。

一是对法官的庭审驾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⒃因此，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法官必须不断强化证据意识，不断学习证据规则，不断培养运用证据的能力，从而有效组织控辩双方进行法庭调查并正确运用证据加以裁判。

为此，庭审必须以证据为唯一标准，强化证人、鉴定人出庭制度，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在侦查中心主义之下，侦查机关必然拥有超强的决定权、自主权。